信義會「長者生命故事」計劃 -霍京鳳

信義會「長者生命故事」計劃 -霍京鳳

小孩篇

我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今年六十八歲。

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做事認真、審慎、忠誠老實的人。同時,我亦很喜歡幫助別人,朋友,當朋友需要我的協助的時候,我永遠不會坐視不理,會盡我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

回想我在小孩的時候,經歷了很多戰亂,如今仍是歷歷在目。我在3、4歲的時候,已經開始逃難。由湖北開始,經過四川成都、漢中、西安、寶雞、天水,最後去到大西北。記得我在8歲的時候,雖然天天都能夠讀書,但是天天都「擔驚受怕」,因為每天都聽到日軍的轟襲,這表示日軍已經在附近,我就需要盡快躲藏起來。當時的人為了不被日軍察覺,每家每戶在晚上都不會點著燈光,就像一個黑暗的時代。

當朋友需要我的協助的時候,我永遠不會坐視不理

記得有一次的逃離,我和爸爸、媽媽為了逃避日軍的追擊,於是我們就去了一個防空洞暫避。雖然能夠脫險,但是自己的衣服、鞋襪都被樹幹所勾破;自己的手腳亦流滿了鮮血。雖然是這樣,但是如果能夠逃過日軍的追捕,就已經心滿意足。

還有,因為我的爸爸在紗廠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就能夠在紗廠讀書。某一天,當我讀一年級的時候,日軍的戰機已經在紗廠的上空。當時,很多的同學爭相走避,有一些同學就躲藏在棉花煲內;不幸的是棉花煲被日軍炸毀,躲藏在棉花煲內的所有同學則無一幸免,如今仍是記憶猶新。當日幸好我一時貪玩,與另外一些同學躲在附近的郵筒玩耍,而忘記了上學,故此能夠逃過一劫。

總觀現在,世界上充斥著戾氣、戰爭,中東局勢亦非常緊張、日韓兩國亦爭拗不斷。戰爭帶來是人民的苦難,人們何不平平安安渡過生活還好嗎?

少年篇

回想在8歲之後,我就與家人從西安乘坐火車到甘肅省天水市逃離。記得有一次,由於火車在中途已經壞了,故此我們就需要在旅館住了一個月。

然後我們需要由天水往蘭州市,由於當地地勢險峻,沒有火車及鐵路,我們好不容易到達了蘭州的六盤山。六盤山的景色秀麗怡人,致今仍記憶猶新。有一天,約下午兩時許,車壞了,我們惟有下車等候。期間我們看見有一位老婆婆和她的大兒子收拾柴枝,以作生火取暖及照明之用。當時,我的媽媽就給予老婆婆一些乾糧 (例如:雞蛋、饅頭、餅乾、油條)。之後,其他途人亦相繼向老婆婆給予其他的物資 (例如:衣服、食物等等),大家非常開心。至約五時許,車修理妥當,於是我們繼續旅程。我們到達了靜寧市時已經很晚,所以我們決定在當地老百姓的家裡借宿一宵。我們就是在這晚認識了當地的土產---大餅。它是用麵粉製成的,又厚又大,重七、八公斤,十分好吃,最特別的就是保存了一年也不會壞的,所以這個的土產能夠在巴拿馬賽會得過獎項,實至名歸。

現在的中國人是一個適當的時候站起來,不要再受苦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就是我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大日子,大家都感到十分雀躍,人們都能夠返回自己的家鄉,我們一家也不例外,不再需要過著逃難的生活。當時我們聽了父母的朋友所說,留在蘭州。於是我就在蘭州讀小學,而父親則到青海省西寧市從事建築的工作。四六年九月,父親返回蘭州探望我們,我們一家亦搬往西寧市居住。

好景不常,我的父親雖然在一九四八年已經完成手上的工程,但是青海省省長暨當地國民黨省長馬步芳則斥指我的父親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事實上我的父親當然不是甚麼共產黨的黨員,當時我亦感到無奈。最後我的父親被馬步芳手下的便衣警察偵查,被捉拿到公安分局。於是,我的和媽媽便前往探望爸爸,爸爸則提出去找當地的大局長趙永瑞,事情就可以自然解決。於是我們就找趙局長幫忙,趙局長亦同意幫助我們,並向我們表示任何人也不可向爸爸動刑,我們就放心了。後來,一些便衣警察向我們勒索錢財,媽媽向他們說出我們與趙局長的關係,他們聞風喪膽,然後不再騷擾我們。不久,馬步芳下命令將爸爸驅逐出境,於是我們一家人就重返蘭州。

一九四九年,我們重回蘭州,爸爸亦返回蘭州的中華建築公司工作。我們一家則住在建築公司的宿舍,一同渡過新春假期。八月二十六日,蘭州解放,西北五省省長馬步芳與共產黨爆發戰爭。當時爸爸坐在房頂觀戰,戰爭非常激烈。最後馬步芳被共產黨一舉殲滅,共產黨進行解放,大家可以回家返回天津。到了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們全家已經返回天津老家了。

總括來說,中國人自從在孫中山辛亥革命之後的數十年,中國人已經太苦難,經常要過著逃離的生活,自己的心裡亦不太舒服,而有所感概。現在中國人是一個適當的時候站起來,不要再受苦了。

青年篇

我們終於可以一家人在天津過年了。在三月份的時候,我的爸爸的朋友邀請了我的爸爸回青海工作。故此,我和媽媽則留在天津生活。半年後,爸爸則寫信給我們,叫我們到青海生活。於是我們就到了青海定居。適逢51年,我國出現了很多政治的運動,例如: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等。當時因為這些的政治活動的關係,我看到同學的父親被當地的官員打靶,這件事令我一年睡也睡不著。

中國人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

1951年年尾,政府進行三反、五反的運動,主要是提倡肅貪倡廉。我記得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爸爸的公司裡的會計職員犯了貪污的罪行,但是政府官員得知爸爸的公司有人貪污,他們則以為我的爸爸是案中的犯人,於是拘留了我的爸爸。於是爸爸在蘭州則以電報的形式告知我們,我們則在蘭州過年。而我們得知案中的會計及工頭的職員逃到蘭州。於是,媽媽向警方報案。而適逢我的爸爸有病在身;警方亦能夠拘捕了會計及工頭的職員。故此,媽媽就回到青海照顧爸爸;會計及工頭職員則需要入獄;而爸爸在案件水落石出後,亦當場釋放。

爸爸則從私營建築公司,轉往國營建築公司工作。1952年夏天,適逢三反、五反運動結束,因為我家有親戚在北京居住,故此我返回北京。1954年,整風肅貪運動;1954至55年,公私合營 (所有資本家合作);1955至56年是最好的階段,因為老百姓能夠生活安定,甚麼東西都可以買。1957年,反右派運動,民主人士具有影響力。1958年,我參加了大學的入學試。當時劃分了區考大學,我所屬的華北地區包括了山西省、內蒙古。我被安排到內蒙古師範學院就讀,我沒有就讀,因為這些地區都比較落後,而且沒有親戚朋友可照應,最後我選擇了工作,我被分派到中國科普協會從事校對的工作。

半年後,我國有三面紅旗的運動,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1959年,中國人民沒有充足的食糧;因為所有人都需要大煉鋼鐵。故此,1959、60和61年是困難的時期,餓死了很多人。土地全都荒廢了,人民連棺材都燒。每個人的面部都出現了浮腫,營養不良的現象;同時我也消瘦了。

當時,很多人都患了重病,而一位與我要好的同事患了肺結核,需要留院醫治,於是我為這位同事到食堂拿取食物。之後,我經常咳嗽,經過檢查之後,我亦患了肺結核,於是我就盡量吃多點食物,希望盡快康復。當時,因為青海的工資較高,生活質素可獲改善;於是爸爸叫媽媽返回青海,我亦辭去了工作,他們為我治病。我住在醫院半年,就返回青海省西寧市。後來,我証實肺部有一個洞,我曾在中、西醫求診,精神較為好些。1961年4至5月我又再發作。我在三年內入了幾次醫院,二次發作。直至1963年,我的精神大為改善,於是又再次出外工作。

綜觀而言,我十分認同最近溫家寶總理所說:「中國人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比國民黨更為深重。這是因為中國曾經死了很多人。」

工作篇

到了1964年的時候,由於我的身體已經好了很多,於是我再次出來工作。當時青海省衛生局安排了2名學額給居民委員會就讀為期六個月的訓練班,以學習衛生方面的知識。我報讀了這個訓練班,每天只需要上半天的課程,主要修讀生理學、學習打針、量血壓、針灸;並且需要到醫院、衛生部門實習,嘗試打防疫針,例如小兒麻痺疫苗、白喉疫苗等等。同時,我亦需要到餐廳檢查衛生的情況。最後,我亦能夠畢業,取得畢業證書。

我們結婚的時候是在我國的文化大革命的時代

之後,我被分配到衛生防疫站工作,當時的薪金非常低廉,每個月只得三十二元。偶爾我亦會到鄉下的衛生防疫站為當地的小朋友進行防疫工作,例如打小兒麻痺疫苗、牛痘疫苗等。

到了1965年,政府進行一系列的「四清運動」,其中一項是「清政治」。因為當時我的爸爸被中華建築公司派到瀋陽市為張學良等人修葺公館,而共產黨黨員認為爸爸的政治不正確,與大軍閥張作霖有所聯絡,所以他們就清我的爸爸。

我國在66年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爸爸就被人解僱,開除公職,沒有工資,亦被調遷返回原藉。這對爸爸的打擊很大,甚至摧殘自己。他每天都吸兩至三包煙。更有一次,因為青海省賜予他「莫須有」的罪名,令他一時想不通,曾跑到河邊,投河自盡。最後,經過我和媽媽的相勸之後,他消除了自盡的念頭。但卻病倒了,最後公檢法委員會命令他不用遷返原藉,而他的病情也慢慢好轉過來。

我在27、28歲的時候開始工作,當時有人介紹我去認識一些朋友。而這個朋友是共產黨的黨員,同時也是一位醫生。因為他是共產黨黨員的關係,我不想與他來往。但是因為爸爸的病情每況愈下,更有病發的情況出現。這位醫生更在這5年內發出了5-6次的病危通知。直至1970年11月,爸爸亦與世長辭。由於這位醫生每天在醫院都會探我和媽媽,故此我亦與這位醫生逐漸熟落起來,後來他介紹了我的丈夫給我認識。

婚姻篇

當我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之後,由於年紀亦不小了,加上我們二人的成份及階級不算太好,於是我們認識了一年之後,就在1969年結婚。

由於我們結婚的時候是在我國文化大革命的時代,我亦沒有甚麼婚紗、旗袍穿著,亦沒有手飾、銀器佩帶,只是穿著平日的服裝行禮。另外,我們找了區內的領導人作為主持婚禮,他送了毛主席的畫像及毛主席的選集為賀禮;其他的親朋戚友亦只送了毛語錄作為結婚禮物。

由於傳統的習俗關係,結婚之後,我的爸爸已經病了5年,最後在1970年去世,故此我亦未曾到丈夫的家中。1971年,我誕下了一個女兒。

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賺取金錢而感到滿足

1982年,我到了香港。我覺得香港的物資非常豐富,有很多水果。到了香港之後,我就馬上為女兒安排學校。因為女兒英文程度比較差的關係,故此很多的官立學校都拒絕女兒的報讀。最後,女兒就在大屋圍小學就讀一個學期,但是由於環境比較惡劣的關係,而轉到關門口村學校就讀。

當時,我和丈夫在荃灣租住了一間房間,而自己則在玩具工廠當工人,每天工作8小時。那時工作非常辛苦,我的手指出現紅腫跡象。於是我做了3天的工作就辭職了。不久,我的丈夫與一位朋友到了香港。於是,我就與那位朋友一起從事電子錶行業,記得那時我每一日都未能製成一百個錶,非常辛苦啊!

一年之後,我終於拿到回鄉證。當時我的媽媽患上了急病,我立即返回大陸探望她,但是我未能看到她的最後一面。她在1983年9月與世長辭。

之後,我返回香港做了幾年的工作。後來荃灣千色店內設置一個美食廣場,於是我與另一個朋友就在那裡售賣北京水餃、上海雲吞等家鄉食品。不久,我的朋友退出了這個小生意,所以我只好一力承擔。後來情況好轉,我亦賺了金錢,感到非常開心。

之後有一位女士名叫「李姑娘」,因為她同時亦在荃灣千色店售賣上海食品,她不斷慫恿我在另一個地方做生意,她甚至為我找到地方不算太大,人流亦較少的荃豐中心的鋪位。最後,我答應她的要求,搬遷到荃豐中心做生意。我在1993年5月的母親節重新開張,當天我也未準備妥當,就已經有很多顧客。管理處的職員亦認為商鋪能夠帶旺商場的氣氛,令荃豐中心全部的鋪位都租出。後來,由於沙士病症及我的身體虛弱關係,在2003年就結束了生意。

自從自己來到香港之後,雖然因為工作、做生意而感到辛苦、疲乏,但是我卻感到開心愉快,因為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自己可以暢所欲言,喜歡說甚麼就說甚麼; 另外我亦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賺取金錢而感到滿足。

退休篇

從我來到香港之後,便有三種感覺。第一,香港是一個物資豐富的地方,甚麼東西都可以買到的地方,非常方便。第二,香港人有一種拼搏的精神,刻苦耐勞,願意付出勞力來賺取金錢。第三,香港有言論自由,香港人就算不滿意中央政府、高官、甚至國家主席,都可以盡情抒發自己的意見和不滿的地方。

回頭看看這十幾年的生意經營裡,可算是一種錯綜複雜的經歷和體驗。例如,我在這十多年裡,已經有5次上法庭的經驗:
第一次,因為我要經營食肆的生意,故此需要向政府申請飲食牌照,經過多過部門審批,如消防局、衛生署等等。這卻使我沒有半條命了。

第二次,有一天,有人送菜來到我的店舖內。因為當時忙過不停,那人就將菜放在走廊外,剛巧衛生署的職員前來巡視,便給我一張告票,要我依時上法庭。

第三次,因我聘請了兩位家庭婦女為鐘點工人,我不知道需要給她們兩天的有薪假期,故此我被勞工處控訴,罰款八千元,難怪政府是非常富裕的。

第四次,有一天,丈夫因橫過馬路衝紅燈,剛巧對面馬路有兩名警察,控告他不守交通規則,罰款三百五十元。我的丈夫不服氣,即時撕爛那張告票,並需要到警署落口供,最後法庭判他罰款三千元。

第五次,因為我需要聘請員工,當時我發覺其中一位應徵者的身份證非常特別,號碼是W字頭。當時我不以為然,聘請了她。不久,另一位員工報警,控告我聘請非法勞工。原來那位應徵者的身份證是過期的。之後,我甚至找陳偉業議員及法律援助署求助。最後,我都沒有事了。因為這件事我就已經上了3 次法庭。而經過這件事之後,我整個人都已經崩潰了。我深深感受到原來香港沒有民主,在法庭上只有法官說話,自己就沒有機會去解釋,這樣實在是不公平的。

在1996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客人前來的店舖吃飯,他們剛巧談論申請居屋。他們提及到當日是申請居屋的最後一天,於是他們叫我盡快申請居屋。我便立即到荃灣民政事務署遞表格申請居屋。幸運地我成功抽到籤,於是我和丈夫就在1997年2月搬到馬鞍山錦豐苑居住,開始退休生活。

2003年,因為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精神也十分疲累,而自己也開始覺得辛苦,故此我只好結束我的食肆生意。

現在,我和丈夫、10歲的孫兒居住。我沒有甚麼要求,只需要有飯吃、有瓦遮頭的居所,身體健健康康就已經非常滿足和開心了。

經過這麼多的經歷之後,我深深感受到做一個小市民原來是不容易的。當自己有事發生的時候,甚麼法律不懂;甚麼申請公屋、居屋的條例也不清楚,不知道的,自己只有感到無奈。還有,我也不知道香港政府如何能夠幫到市民呢?當市民有需要的時候,經常得不到政府的幫助,福利又少,有需要的人又怎樣過活呢?

我最後的願望就是到處旅遊

香港的自殺率甚高,曾經在同一天的報紙內報導了十三人自殺,情況非常嚴重:他們有的是為賭、為情、為錢、為壓力等問題而自殺。無論怎樣,希望政府能夠多加關注這些社會的問題。

綜觀六次的分享,我覺得自己生不逢時,經過了很多的苦難和遭遇。如果我出生在這個時代,我一定會很成功。而我最後的願望就是到處旅遊,認識世界上不同的事物,就已經心滿意足了。

特此鳴謝,信義會「長者生命故事」計劃及故事主人翁,為網站提供故事資料